有一片土地，自古就是絲綢之路的戰(zhàn)略通道和商埠重地。2000多年前，滿載著絲綢、瓷器的駝隊穿行于此，打通了西域與中原的商業(yè)貿(mào)易。

　　有一個地方，素有“漢簡之鄉(xiāng)”的美譽。出土簡牘8萬余枚，其中漢簡7萬余枚，占到全國的82%，既是中國中古時期的百科全書，也是古絲綢之路開拓興盛的實物佐證。

　　有一處勝地，黃土高原、廣袤草原、茫茫戈壁、潔白冰川匯成壯美畫卷，簡牘文化、絲路文化、大地灣文化等文化資源交相輝映，構(gòu)成取之不盡、無與倫比的文化寶庫。

　　這里，就是甘肅。

　　如何從簡牘出發(fā)，解讀兩千年前的隴原大地？如何以簡牘為引，窺尋絲路文明之光？夏末時節(jié)，“簡牘中國”網(wǎng)絡(luò)主題活動帶著這些問題走進甘肅，探訪蘭州、敦煌兩地，開啟一場跨越兩千多年的古今對話。

　　“簡”述歷史：郵驛古道上的秦風(fēng)漢韻

　　位于甘肅省西部的河西走廊，自東南向西北貫穿綠洲與戈壁荒漠，曾一度驛站相連、使臣仆仆、商賈云集，驛傳文化遺珍遍地，簡牘就是其中之一。吉光片羽，折射歷史清暉。

　　“塞上誠毋他可道者”，漢簡《尹衡至偉卿書》用墨跡記錄了尹衡對偉卿的殷切問候：居延是苦寒之地，冷暖自知，沒有能夠打發(fā)生活乏味的事物，唯有尺牘一封寄思念。

　　“愿子惠幸哀憐，且幸藉子惠韋绔一二日耳，不敢久留”，元敞的褲子穿破了，只好厚著臉皮向子惠借褲子穿幾天。一枚出自邊塞烽燧的尺牘《元敞致子惠書》，道盡邊塞戍卒缺衣少食之窘。

　　甘肅簡牘博物館館藏的一封家書中寫道，自己遠離家鄉(xiāng)到邊塞為吏，與家中兄弟一別數(shù)年，“邊塞苦寒，現(xiàn)在生病了，這一病恐怕今生無緣相見，只有來生再做兄弟了”。一句“死生恐不相見”，其悲切之情溢于言表，令人讀之動容，遺憾的是，這封家書或許從未有機會到達收信人手中……

　　人和事，是歷史的血肉。“簡牘中有大人物、有大事件，但更多的是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故事。”甘肅簡牘博物館相關(guān)負責(zé)人表示，簡牘上的人，雖然早已消散于歷史的塵煙之中，但簡牘上的片言只字，讓我們有機會重新看到他們、想象他們，“而看到他們和想象他們的主要目的，我認為，是豐富我們自己。”

　　“牘”懂絲路：驛傳媒介的傳播功能

　　紙張面世之前，古人用竹簡與木牘作為“寫本”，合稱為“簡牘”。西北師范大學(xué)黨委常委、副校長田澍認為，兩千多年前的官府文書、書籍圖錄主要用簡牘書寫，而河西走廊干燥的自然環(huán)境，恰好為簡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保存條件。

　　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——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位于敦煌莫高窟以東62公里，是迄今為止發(fā)現(xiàn)規(guī)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(gòu)，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(biāo)志。該遺址出土的簡牘文書達35000余枚，數(shù)量龐大、類型豐富。

　　“沒有漢簡，申遺也許不會成功，漢簡起到了關(guān)鍵的實證作用。”曾參與申遺的敦煌博物館宣教部主任榮紅梅表示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簡牘真實記載了2000年前絲綢之路的運營狀況，也是證實絲綢之路長安——天山廊道的路網(wǎng)真實存在的依據(jù)。雖然目前被回填了，但是漢簡的不可復(fù)制性和不可偽造性凸顯了它的價值，“如果沒有簡牘，我們?nèi)绾未_認懸泉置是西漢遺址？”

　　“隸書寫起來很慢，為了寫得快，漢簡書體開始逐漸流行。”敦煌市文物保護中心副主任、敦煌市博物館副館長張春生介紹，敦煌漢簡書法是中國最早的墨跡之一，關(guān)于敦煌漢簡書體和形制的分析，對研究書法史和書體演變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活躍在絲路古道上的驛站、遺址、碑刻、私人信件、通商錢幣等都是民間傳播信息的重要媒介，某種程度上既是信息的攜帶者，也是信息傳播的助推者。除了漢簡，懸泉置遺址還出土諸多寫有漢文墨跡的麻紙，“出土的400多片紙張中有10片寫有字跡，其中8片是兩漢時期的，說明西漢已經(jīng)在用紙張書寫文字了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把我國發(fā)明張紙的時間向前推進了近一個世紀(jì)。”榮紅梅表示。此外，懸泉漢簡中“浮屠簡”的發(fā)現(xiàn)，說明大致在公元一世紀(jì)后半期，佛教已經(jīng)傳到了敦煌。

　　“簡牘最終被紙代替，漸次退出歷史舞臺。”楊眉表示，但依靠竹木簡牘，中國的古老文明得以記載，優(yōu)秀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，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悠久的祖國歷史得以繼承和弘揚。無論是簡牘、文字，還是驛站、古道，這些現(xiàn)存的驛傳媒介都是傳播過程中重要的史證，為絲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與物證。

　　竹木春秋：絲路文化的當(dāng)代與未來